这是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宋律师状告当权者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：同事质问他为何放弃安逸的生活、辛苦找到的目击证人被临时抓走，甚至自己的妻子都收到了恐吓电话。

　　整片海面都是纯黑色，经过阳光照射，透露出异样的油腻光泽。老陈吸了一鼻子，四周空气中弥漫着腐尸与油污混合的恶臭，脚边的沙滩上到处是海鸥腐烂生蛆的尸体。

　　他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，直到亲眼看着数只海鸥挣扎死去。海鸟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，如果连它们都死了，海底的情况不敢想象。

　　当地新闻连播好几天，称这次油气泄漏，油气厂要负全部责任，补偿养殖户的巨大损失。但事故过去3个月，油气公司观察完养殖户的损失情况之后，再无音讯。

　　受损失的养殖户里，少有人敢站出来打官司。因为都觉得油气公司那么大，肯定打不过官司。而且有人得到消息，这家公司的背景很大，附近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敢接案子。

　　3个月后，我第一次在主任办公室里见到了老陈。他深陷在沙发里，发黄的手指夹着烟却忘了抽，长长的一段烟灰随时要掉落到地毯上。

　　老陈双眼通红，他抬头看看我，带着疲惫的神情，狠狠吸了一口烟。我知道他期待主任能接手，可希望落空了。

　　老陈站起身，朝我走过来，掏出一堆现金倒在办公桌上。桌上的茶杯被挤倒了，他赶紧拽出衣袖，边道歉边擦掉桌上的茶水。

　　我愣住了，因为我压根就没考虑。在这种上百名律师的大事务所，新手想要生存下来非常艰苦，我只是不敢放弃任何一个机会。

　　主任直接给我浇了一盆冷水：“老陈的损失保守估计在2000万左右，这样的养殖户还有将近十个，一个成功，其他人肯定也会起诉。加起来近亿元的赔偿，对于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？”

　　我去了一趟被污染的海域，望着覆盖海面的黑色油污，还有挣扎着死去的海鸟。想象自己很强大，可以做些什么。

　　他是一个转业的军人，态度很硬气，同时也是那片养殖区域里最大的养殖户。在其他养殖户眼里，他是最有威望的那个，一是做人仗义，二是看待问题比大家全面。以往，大家就连在什么时候放海参苗、放多少斤这种事情上都跟老陈商量着来。

　　被众多眼光注视着，老陈的压力可想而知，他越来越等不及，几次跟我表示，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。光从那眼神，我都能看出坚定。

　　而我这边也在准备着诉讼。经过主任的提点，我决定在写诉讼材料的时候，采取一种迂回战术——先要求被告方承担30万元污染清理费，其他损失待鉴定后确定。

　　老陈看着这个数字，颤抖的手迟迟不愿意在起诉人那一栏签字，他老泪纵横道：“刘律师，我损失了几千万，要这30万跟没要有什么区别？”

　　我跟他解释了诉讼费的风险，而且指出了更重要的一点——索赔数额过大，可能就会打草惊蛇，让那家公司的律师瞬间警觉，并对我们采取应对措施。

　　主任也跟着说，既然选择了我们，就要相信我们的专业性。最后，即便老陈对我这个小丫头片子的说辞将信将疑，还是签了字。

　　“刘律师，其他养殖户都要求上千万赔偿，结果全让油气厂威胁到撤诉了。唯独我没有受到威胁，还是油厂领导亲自来找我谈的，说愿意出五十万，让我撤诉。”

　　我知道老陈在担心什么。他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，可一旦鉴定完毕，确认了赔偿金，肯定会被油气厂请来的“社会上的人”找上门。

　　我要在第一次开庭，就向法官申请找来专家鉴定污染，再马上算出赔偿金额，打油气公司个措手不及。主任也赞同我的思路，让我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庭。

　　我一走进法庭，就发现气氛诡异——旁听席左边，居然坐着一伙地痞流氓。从我进门开始，他们就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我。我一打听，才知道他们都是油气公司请来旁听的“员工”。

　　我坐上了原告席，心里意识到这是一场硬仗，不能退缩，否则这些养殖户们会陷入彻底的恐惧，不再对自己的损失有任何希望。

　　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，除了律师外，必须是公司员工才能代理公司的诉讼案件。于是我先发制人，要求看对方的劳动合同，并表示如果不能证明，就不同意下次继续开庭。

　　我还没说完，旁听席的流氓激动了，纷纷破口大骂：“傻X律师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！死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！”

　　这次开庭最重要的，就是确定鉴定机构，可由于案件的特殊性，当时找不到关于海底养殖作物损失的鉴定机构。

　　我面不改色地发言道：沿用以前的案例，在没有鉴定机构能进行鉴定的情况下，只要双方同意，可以找相关领域专家进行鉴定，出具的鉴定报告具有同等效力。

　　被告听完坚决不同意，认为在不能鉴定的情况下，就应该驳回我的诉讼请求。审判长宣布休庭，跟几位审判员小声商议着。

　　在众多威胁眼神的注视下，我大声道：“审判长，如果这个案件因为鉴定有困难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，那原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维权呢？”

　　我还没有怎样，可这却让老陈受了刺激——法庭上都敢这样，自己胳膊扭不过大腿的，肯定拿不到足额赔偿。

　　我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“审判长，我申请这些素质低下的旁听人员回避，如果不清理旁听席，我会申请调取法院的庭审录像公之于众。”

　　首战告捷，庭审结束后，所有养殖户都把老陈围住，询问下一步计划。在这个时候，老陈的信心就是他们的一针强心剂。

　　法院门外，等候已久的十几个流氓跟在我身后。在闹市区的大街上，他们没做什么，却发出无声的威胁。

　　直到大背头打破沉默：“没看出来啊，小娘们儿嘴皮子挺利索，改天找几个哥们儿，祸祸死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。”

　　这次，我没有和他们逞口舌，回到事务所，我回忆了开庭时的种种细节，觉得这帮流氓只是嘴皮子功夫，于是信心满满地准备下一步计划。

　　这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回到家，表情麻木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爸爸，他们让你别想着钱，要担心我的命还有没有。”

　　而我也忽然意识到，这伙流氓没我想的那么简单，他们像是有人指导一样，绑票尺度拿捏得很好，报警也不一定构成非法拘禁。

　　此后一段时间，老陈儿子上下学都是孩子妈妈亲自开车接送，我也联系了电视媒体，如果对方还有这种恶心人的动作，马上曝光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由于老陈儿子这件事，我担心专家受到威胁，便要求鉴定时我必须在场。法官同意了，被告人没有过多纠缠，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在不在场。

　　看他们这样猖狂，我联想到之前被这群流氓尾随，实在忍不住，直接甩开墨镜，瞪着几个满脸横肉的男人：“不让我上船，鉴定结果我是不会认的，我会申请重新鉴定。

　　“我真想弄死你，你个娘们儿就不怕有命挣律师费，没命花吗？”一个大汉指着我的额头，喷我一脸唾沫星子。

　　我穿着高跟鞋，身高还够不到他下巴，抬头和他对骂：“别指指点点了！给句痛快话，我能不能上船？”

　　“如果不能，今天就不要鉴定了，我就带着四位专家走！”我心里打定主意，如果今天鉴定不了，下次就带着法官一起来。

　　看我不退让，大背头站在流氓们的背后，嘿嘿一笑：“上吧，你想上船我们成全你。你穿个高跟鞋，脚一滑，掉海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等捞上来，死得透透的。”

　　我正要跟着往上走，就被一个专家拉住胳膊。他小声说：“你一个小姑娘家的就别上去了，听话。我们尽量做到公正。”

　　按照我以往的生存经验，这种动辄就喊要弄死别人的流氓，一般都是虚张声势，况且还有四个鉴定专家同在船上，应该不会真有胆量动手。

　　鉴定专家还在船头打捞海里的作物。我没办法到专家身边去，只能扯着嗓子大喊，要他们站在我能看到的地方打捞。

　　鉴定专家小心翼翼地挪到我视线范围内，却被其他流氓往另一方向推搡：“不用听这个傻x娘们儿的，她要是敢不认可今天的鉴定过程，我就把她推到海里去喂鱼。”

　　“，娘们儿脑子让海水泡了。她是真想死。”有个流氓发现动手不奏效，在甲板上焦躁地转着圈，嘴里骂骂咧咧，时不时往甲板上吐口唾沫。

　　流氓们再也忍不了了，两个胖子过来架住我的胳膊，大背头走到我面前：“你是不是真想死在这儿？你不是说渔民一家老小都指着海里生物吗？你死了，就可以给他们喂鱼喂虾。”

　　我能清晰地感受到，就连我的高跟鞋尖，也已经够不到地面了。我只能紧紧拽住围栏，不让自己被扔下去。

　　“你是真恶心。”我看不出，大背头到底信了没有，但他听完，总算把我扔在甲板上，自己转身走向船头。

　　脚踩甲板的瞬间，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遗书，更不会有同事第一时间报警。

　　船只仍然荡漾在遍布油污的海上，那些油污在阳光炙烤下散发出恶臭。我把口罩使劲往脸上摁了摁，这样味道才好一点。

　　离开前，我对大背头这群流氓说：“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母亲和妻女，如果有，希望她们的每一天，都不会像今天的我一样被对待。”

　　上车以后，我一直没摘墨镜，视线还是逐渐模糊。这一天发生的事儿，我从没有和父母提，因为不敢让他们知道，自己女儿的工作会是这样的。

　　那时，我有个谈了6年的男友，我们打算稳定下来了，他和他的家人却一直反对我当律师，希望我能找个不要太累，至少更安全的事业。所以从接下这桩案件开始，我就一直瞒着男友，他天天在网上看油气污染的新闻，和网民一起骂油气公司的无良，却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女友就是这桩案件的律师。

　　主任气到把手里的茶杯摔了，大骂了我，她问我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柔和的方式，去解决尖锐的矛盾，不让自己置于险境？

　　自从上次鉴定完毕，我和老陈只剩下等待结果。我还在安慰自己，这些流氓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绝不到卖命的地步。

　　当时我坐在副驾驶，丝毫没有任何准备，眼睁睁看着那辆吉普要撞上来。男友紧急打了个方向盘，扭转车身，吉普猛地撞上了副驾驶后方的位置，整个车门都烂了。

　　大背头走了以后，我发现男友已经吓傻了，他蹲在路边哭。我站在旁边发呆，直到拖车把撞坏的车拖走。

　　他了解了缘由，问我能否不做这样的案子？想当律师也不要紧，安安稳稳的，不求大富大贵，“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遭遇了。”

　　他们的目的很明显，用一场“意外车祸”，解决一个“麻烦”，顺便在其他律师面前，摆弄自己的手段。

　　我终于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，只有赢了官司，才能证明流氓的作为是无用功，才会让更多的养殖户自发地与这帮人进行对抗。

　　下定决心的我没想到，车祸带来的恐惧，不仅是在影响我，还会让当事人陷入更深的恐惧——连律师都能差点没了，那我这种普通人会怎么样？

　　他们跟着老陈在岸边搭建木板房，也不回家，几乎不眠不休，自发加入到清理油污的组织当中。但因为海洋的特殊性，他们白天刚清理好的海面，经过潮起潮落，马上会有新的油污覆盖过来。

　　每个养殖户都在等待中绝望，看到老陈的官司受阻，已经有人崩溃了，直接和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，只拿到一小部分赔款。

　　老陈在电话那头笃定地说，不能让我为此承担风险了，我要是出事了他良心不安。孩子有事，他的天也就塌了。

　　我接着说：“我挨了打还挨了撞，我还没说退缩呢，你怂什么？早干嘛牛逼哄哄的，说要给大家伙做个榜样？”

　　我清楚地告诉老陈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怂了，流氓只会觉得暴力起了作用，也会间接害了更多人，“以后，再有人像你一样鼓起勇气诉讼，他的孩子也会被绑架。就因为流氓知道这个手段管用！”

　　但真正影响他做出这个决定的，并不是我的几句话，而是身边其他养殖户的苦苦哀求：你不争了，我们就更没指望了。

　　鉴定结果就要下发的那段时间，我更加小心翼翼。平时出门眼观八方，上班要穿的高跟鞋手里拎着，脚上一定是运动鞋，方便随时逃跑。

　　但主任这一头，早就因为我车祸的事情，异常愤怒。她说如果要见面，那就只能约在所里，而且这桩案件过后一切事项，她都会介入。

　　见面时，对方领导开出了一个高价，条件只有一个，“你让当事人接受调解，或者不要帮忙打这个官司了。”

　　我算是明白了。几次恐吓下来，都没能让我和老陈退缩，他们幕后的律师已经发现事态失控，决定来软的了。

　　不等对方说话，我就掏出了手机：“最近她陪老公去国外视察了。她老公是个副部级干部，可能大领导出国都要带着夫人吧。来，我网上查给你看看？”

　　我们按照鉴定结果估算了一下，和老陈之前预估的产量没有差太多。又按去年的市价算了一下可以得到的赔偿，是整整三千多万。

　　旁边的一个老大哥使劲捶了一下桌面，“这我的损失大了，跳海得了！”他的养殖区域也很大，但是经过其他律师和公司的劝说，签订了赔偿协议，拿到的赔偿款只是老陈的一半。

　　只是到了开庭之前，老陈又给我打电话，说对方高层亲自道歉，不希望事态闹大，愿意在3000多万的基础上再加200万，只要老陈撤诉。

　　我说理解他的想法，但我还是给出了提醒：一定要足额拿到钱再撤诉，不然这样的诉讼程序还要再走一次。

　　没想到，被告公司又跟老陈耍无赖，说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只能先行赔付一部分，剩下的分期付款。更过分的是，这帮人故技重施，又开始威胁老陈。

　　她从业了40年，当地很多法官刚过司法考试的时候，都在她手下实习过。她看着太多法律从业者一步步长大。

　　主任带着执业40年的强大气场，看着旁听席那群地痞流氓，微笑着跟法官说：“恳请审判长将无关的旁听人员请出法庭。”

　　“为了节约审判成本，开庭之前我们先确认一下双方出庭人员是否具有出庭资格吧。对方代理人应该能理解吧？”老太太微笑着整理好律师袍，露出浅浅的一个酒窝。

　　“尽管整个过程困难重重，但是案件进展到现在，总算是对当事人以及在座的情况相似的养殖户有一个交代。我相信在庭审笔录、庭审录像以及最终的判决书中会有一个公正的体现。恳请合议庭综合考虑实际情况，按照相关法律之规定，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”

　　主任有些吃惊，我说不觉得自己躲得过一次，就能躲第二次，她教会我，得先保证自己活着，才有一个一个案件的积累，最后产生质变。

　　后来，除了已经签订赔偿协议的养殖户之外，其余所有养殖户都按照跟老陈差不多的鉴定标准，拿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赔偿。

　　多年后，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，我和他只遇到过一次，在机场，他抱着他女儿，我拖着行李箱。“我就知道你还在当律师。”他女儿伸手摸摸我头上的小脏辫，伸手要抱抱。他很俗套地祝我以后能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，陪我实现开律所的梦想。

　　刘任侠说，案件进行到一半，养殖户们已经失去了勇气。所以当公司提出低价赔偿时，部分人直接放弃了反抗。

　　但老陈的案子成功后，事件有了变化：大公司突然发现手底下的流氓不管用了。老陈会拿出胜诉判决书，告诉别人可以坚持，那是他用律法战胜暴力的证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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